如何让中国成为更具吸引力的留学目的地?

更新于2019年7月26日 02:53 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 苗绿 为FT中文网撰稿

苗绿:当人们争论留学生是否享有“超国民待遇”时,鲜有人看到“学伴”风波暴露的是中国高校国际化的缺陷。

日前,一系列关于留学生的新闻引起国内民众热议,特别是对山东大学“学伴”计划的讨论持续发酵,留学生群体也陷入了舆论漩涡。然而,当部分民众与媒体对留学生是否享有所谓的“超国民待遇”进行争论时,却鲜少有人看到这场“学伴”风波暴露出的是中国高校国际化的缺陷与不足。

一、中产业发展不成熟

从宏观层面来看,“学伴”风波反映出了中国的留学产业尚不成熟。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第一大留学目的地,但事实上与英美等留学大国相比,中国的留学产业依然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

根据国际教育协会统计数据,2016-17学年,在美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总人数达到1078822人,占美国高等教育学生总人数的5.3%,而同年在华攻读学位的留学生则只占中国在校高校学生人数的0.6%,在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而当我们分析教育部公布数据时,2018年全部在华外国留学生人数为49.22万,其中学历生人数仅有25.81万。而2018年一年中国出国留学的学生人数就多达66.21万人,是在华攻读学位的外籍留学生人数的2.57倍。“留学赤字”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仍然显著。在全国近3000所高校中,拥有招收留学生资格的只有1000余所。招生条件限制多、留学生学费定价不自主等“条条框框”将高校的手脚束缚。北京大学教务部原副部长卢晓东就曾撰文指出,目前实行的成本补偿政策并不适用于中国对来华留学生的学费定价政策。因为中国高校向来华留学生提供的高等教育服务具有较强的私人消费的性质,不同于其向中国本土大学生提供的教育服务。当高校招纳留学生面临“亏本”风险时,就会更愿意招收有国家提供奖学金的留学生,同时主动招收自费留学生的意愿也大幅下降。

事实上,若转换思维方式,将外国留学生教育进行产业化发展,可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世界上招收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之一。仅2016至17学年,便有约110万来自全球各国的留学生在美国的高校学习。这些学生所付的高额学费成为其所在高校进行科研投入和经营获利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时,学生还是重要的消费群体。大量的留学生带动了美国的交通、旅游、餐饮、文化展览等行业发展。据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的统计数据,在2017至18学年,全球赴美留学生总计为美国贡献约390亿美元,创造约45.5万个工作岗位。

不仅是美国,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法国、德国等留学大国,留学产业已成为推动其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也应更加重视留学的产业化发展。正如卢晓东教授所述,高校自主定价将使各高校能分割为来华留学生提供外溢服务产生的外溢性利益,并会为高等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努力开拓留学生生源市场提供动力。因此,我们应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在充分考虑供求关系、高校教育水平、专业培养难度、区域差异等因素的基础上,让中国各高校自主决定来华留学生的学费。

此外,我们还应适当放宽高校招收留学生的资格限制,让更多的高校参与到留学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为留学生在华进行餐饮和旅游等休闲活动提供更多学生优惠,从而刺激消费,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活力。

二、中高校普遍缺少英文授课项

从微观层面来看,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较低,未能完全与国际接轨。中国高校普遍缺少英文授课项目和国际化教师团队,许多想来中国留学的国际学生被“卡”在了语言关上。在申请者有限的条件下,高质量留学生数量少,奖学金获得门槛较低等现象就无法避免。

对于高校自身来说,吸引留学生最重要的是要提升教育国际化程度。中国为留学生提供了多项奖学金,但中国的高校却没能提供充足的国际化教育项目。中国教育在线和来华教育网曾对6000名来华留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接近90%攻读学位课程的学生会选择英文授课的专业,然而能够提供英文学历教育的高校却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以本科教育为例,大多数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接受学历教育需要从语言开始。这意味着他们从预科到本科毕业五年时间内,完成了从零基础到用中文攻读学位的“大跃进”式学习过程。相反,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日本等小语种国家都开设了大量的英语学历教育项目。国际学生不需要先熟练掌握当地语言也能在这些国家顺利拿到学位。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学生中选择来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自然会少,而中国高校在生源不足的情况下挑选高质量留学生就是难上加难。

事实上,我们不仅缺少国际化的授课项目,还忽视了高质量的国际化教师团队对于支撑高校国际化的重要性。对国际学生具有吸引力的高校往往有雄厚的国际师资力量。以新加坡为例,不论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样的老牌名校还是南洋理工大学这样建校历史还不超过三十年的年轻高校,都能跻身于世界百强,这与其全球招聘校长、教师的政策不可分割。根据QS世界大学排名,新加坡国立大学2017年国际学生在在校学生总人数的比例为28.9%,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生中国际学生占比高达75.4%。与此同时,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外籍教师占教师总数的50%以上,其中政治科学系的教授中外籍教师占比将近75%。同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国际学生占比达30.9%,研究生及以上学生中国际学生的比例为70%。与之相应,南洋理工大学的外籍教师和研究人员的比例高达65%。反观中国高校,普通高校中的外籍教师人数(包括兼职)占比还不到1%。外籍师资力量弱造成了中国高校无法支撑起大量的国际化教育项目,和更具有国际视野的科研项目。因此,中国高校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较弱,在世界大学的排名也普遍较低。

虽然大量开设英文授课的学历教育项目可能会增加高校成本,但是如果我们学习西方国家高校办学经验,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例如,我们可以根据开设中文授课专业和英文授课专业的成本,将英文授课专业学费定价调至高于中文授课专业学费的水平,并允许中国学生报考英文授课的专业。这样一来,我们既可以鼓励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中文,也不至于将希望用英语在中国攻读学位的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同时还可以鼓励中国学生提升自己的英文水平,让更多的中国学生接受国际化教育。

三、外生管理模式亟需

在留学生管理方面,山东大学学伴事件之所以能够引发公众不满,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高校还在用外事管理的思维来对待外国留学生。目前大部分高校都将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分开管理。留学生被安置在“地球村”等留学生公寓中,与中国学生分开注册、分开选课。这种管理方式一方面可能是出于管理等实际需要,但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对待外国人的固有思维限制。

“学伴计划”并非中国的高校首创。事实上,英美等留学大国的众多著名高校都会组织当地学生和国际学生组成“学伴”,帮助留学生迅速适应留学生活的同时,也为当地学生提供一个了解世界的机会。同样,中国的高校组织中外学生组成学伴也是希望中国学生能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沟通交流,让我们的学生更具有国际化视野。

但由于这种区别对待、分割管理的不当方式,“学伴计划”演化成了“学伴”风波。分割管理让中外学生缺少交流,在客观上让中国民众对外国留学生群体产生一定误解,也为留学生的融入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碍,不利于他们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

语言学习需要大量的练习与实践应用。中国留学生出国学习时,会积极结交当地朋友,练习外语的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融入当地社会。同样,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自然会希望能够与中国学生进行交流,在练习中文的同时也可以结识伙伴,与中国学生成为朋友。

对此,我们应该借鉴英美国家对留学生的管理方法,鼓励中外学生自主交流,避免“学伴”风波再次出现。

以学生住宿为例,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可以和美国当地学生用同一个系统申请学校提供的宿舍楼,甚至可以一起合租。留学生们还可以选择寄宿家庭,直接体验美国家庭的生活。这种“一视同仁”的管理方法既让学生们感到公平的存在,也让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因此,正如教育部表示的那样,应进一步推动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在尊重国际学生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习俗的基础上,让中外学生一起注册、一起选课,甚至可以引进市场经济的机制,让中外学生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自主选择住宿,拆除中外学生之间“隐形的墙”。

.生的人才化不充分

出于对本国就业保护的考虑,中国目前对留学生在华实习、工作的限制还较多。大部分留学生学有所成后只能回国,难以留在中国工作。国际学生来华学习的上升渠道不明确、不完整,这在客观上一方面减弱了中国高校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中国对留学生资源的开发。

在逆全球化浪潮不断高涨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对国际化高技能人才的“争夺”依旧火热。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仅有24%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接纳更多的移民,而谈及国际化高技能人才时,则有78%的民众表示支持他们到美国工作甚至移民。2017年,获得美国工作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就多达69200人。相比之下,在毕业后成功留在中国工作的外籍留学生则少之又少。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人才流动治理的参与还十分有限,特别是对留学生这一巨大的国际化人才资源开发并不充分。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化人才短缺成为了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主要制约因素。《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8)》指出,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面临着不了解投资国法律规章、不熟悉海外消费文化和缺少海外管理经验等问题。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随着中国企业的深入参与,包括政治风险、文化障碍、法律体系差异及环保劳动等在内的问题逐一显现。若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企业就需要大量招聘熟悉投资国环境又对中国具有一定了解的国际化人才。而海归和在华留学生是这种国际化人才的两大重要来源。目前中国已经出台多种政策鼓励中国留学生在毕业后回国发展,掀起了留学生回国热潮,但是把在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从人才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本的意识还较为薄弱。

“人才赤字”的存在要求中国在国际人才治理方面做出更多努力。中国的留学生输出人数一直超过来华留学生人数。美国2018门户开放报告(Open Doors report)显示,2017至2018学年,有36万多名中国学生在美国高等院校就读,同期美国在中国的留学生仅有1.2万人左右。中国一直是技能人才的主要输出国。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官员透露,目前有20多万名中国博士生和200多万名中国研究生在OECD组织国家工作,为这些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效益。微软前董事长比尔•盖茨曾在美国国会作证指出,美国对外国人每发放一个工作签证,就能带动四个美国人的本地就业。

除经济效益外,培养留学生对提高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也具有重要意义。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发布的调查显示,截至2018年,美国总计培养了58位国际领导人,位列世界第一,英国则以57位排于第二。相比之下,曾在中国留学的国际领导人则寥寥无几。随着中国逐渐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我们也需要培养更多的留学生,从多渠道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在全球化新时代,“人才红利”日益显现,参与全球人才流动治理,吸引更多国际化人才来华就业创业是中国把握“人才红利”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国家移民局刚刚发布的12条移民与出入境便利新政策便是对一次创新突破。这12条新政策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放宽了对来华研学、经商、工作的外国人签发长期有效签证和居留许可的条件。其中第7条和第9条对外国留学生在华就业创业限制进行了突破,第10条和第11条则对境外高校学生来华实习、创业做出了创新规定。移民新政的出台,对推动中国参与全球人才流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这也表明中国正在从货物流动大国、资本流动大国发展成为人才流动大国,实现更高层次的全球化。因此,中国应全面落实国家移民局发布的12条出入境管理新政策,培养和吸引更多国际人才,进一步参与国际人才治理。

留学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人才资源,在全球化新阶段,吸引和培养更多外国留学生是中国把握“人才红利”、建设“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此次“学伴”风波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仍然用外事管理的方式对待外国留学生,这种管理方式亟需改革。通过改革促进中国留学产业发展、中外留学生管理创新、国际化高校建设、国际人才治理参与等多方面的发展。进一步将留学生资源转化为中国参与全球化发展的“人才资本”,更好地利用人才推动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来源:全球化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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